內容摘要：而內蒙古牧區的城鎮化動力是以讓牧民定牧、進城為目標，以接納外來人口為目標，以城鎮化為目標的城鎮化，有產無業、有城無市的城鎮化，有城市無產業的城市化，有產值無收入的城市化。城市化與文化、自然生態的惡化圍繞內蒙古城市化發展的批評意見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這兩方面，比較典型的意見有：定牧導致超載過牧，此種密集、深度放牧破壞瞭自然生態。為瞭一步到位地實現城鎮化建設，搬遷人口是一種快捷的做法，結果牧民到瞭城鎮，不像漢人那麼功利、會算計，商業那一套理性主義思維方式與他們傳統文化中奉行的仗義、英雄主義思維格格不入，政府補貼的錢往往不足以維持牧民在城鎮形成新的生計方式。
台中產後照護 關鍵詞：牧民;內蒙古;文化;政策;城鎮;生活;生態;草地;學者;鏈條
作者簡介：
城市化與文化、自然生態的惡台中產後護理介紹化
圍繞內蒙古城市化發展的批評意見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這兩方面，比較典型的意見有：定牧導致超載過牧，此種密集、深度放牧破壞瞭自然生態。②也有學者認為，城鎮化改變瞭內蒙古人原有的那一套生產和生活方式，③亦即破壞瞭其本土的“文化生態”。這些意見直指資本、政策和文化的關系。它向我們昭示：經濟不等於社會!因而我們不禁要問：看似如此理性的大數據究竟丟失瞭什麼?
於是，我們改變用定量研究觀察社會的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來考察內蒙古的城市化過程，根據人們的行為方式，將內蒙古城市化類型劃分為四類：“集市型城市”、“企業型城市”、“政策型城市”和“移民型城市”。其中集市型城市發展自傳統集貿市場。譬如包頭發展自傳統互市，它既是物資的集散地，也是信息的交匯之處；呼和浩特發展自驛站，因為密集的交通網絡聚集瞭人氣，蒙古人將這樣的地方稱為“浩特”。企業型城市，譬如突然發現瞭煤礦，就挖煤，發現氣田就開采煤氣，周圍就業、服務業也接踵而至，企業帶動瞭當地城鎮化。這種城鎮化和企業的命運拴得比較緊，企業一旦垮瞭，城市也就廢瞭。政策型和移民型城市有些重疊，但實際上移民型城市主要是以生態移民為主(如鄂倫春、達斡爾等)，這是一步到位的發展思路。當地政府將當地農牧民從山上搬下來，給他們蓋好房子，讓他們過著和城裡人一樣的生活。政策型城市因為國傢或地方政府的戰略需要，搬遷整個城市，形成“新城”和“老城”格局。如鄂爾多斯整體搬遷，白天職工上政府大樓辦公，晚上下班返回老城居住，形成瞭晝夜兩重天的景象。另外一種是，那個地方本來沒有城市，比如說二連浩特、滿洲裡，為瞭與外蒙古、俄羅斯搞邊境貿易，促進開展邊貿活動，幹脆就地打造一個城鎮。筆者把移民型城市和政策型城市的微妙區別加以區分，為的是進一步看清楚政策在行為層面如何被劃分的現象。
傳統上蒙古族牧民以3～5戶為一個基本單位，逐水草而居，取材於地、取法於天，這使牧民的生產與生活捆綁在一起，形成瞭一個整體鏈條，筆者將其稱為“生活世界的意義系統”。在這個“第一鏈條”中，牧民的財富來自於五畜，即馬、駱駝、牛、綿羊、山羊。與農業生產中的財富不同，逐水草移動是五畜的基本特征。人在鏈條中最重要是維護五畜的正常生存，而其生存依靠的是自然環境，因此在天(自然)面前，環境、五畜和人類是平等的，各有各的品格，並沒有被資本化。人尊崇天的方式通過人們創造的儀式來實現，它規范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④祖先和天是蒙人信仰的依托，而居住的敖包同時也是祭天、祭祖的空間，小到一個傢庭，大到全蒙全都是依循著這樣的文化機制進行生產生活的。
其中各組成元素之間的關系進一步還可以細化為“第二層鏈條”、“第三層鏈條”……不同層級的鏈條之間呈現為一種觀念上的派生關系，如：傢可以進一步細化分為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及其通過婚姻或生產聯合形成的組織形式；天可被細分為九十九個騰格裡(長生天)；敖包是人們祭天、祭祖的神聖場所，也具有區域、大小層級之分；五畜可按其活動半徑分出大小不同的草場范圍，甚至還可以細分出各種牲畜所吃草的種類和具體部位……
可見，傳統蒙古族牧民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結構緊密、互為影響的有機構成，那麼如何基於此來理解城市化過程中的資本介入與“過度放牧”等一系列政策行為帶來的結果?事實上，正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關系創造瞭文化，因而新元素的進入一定也會導致關聯性變化的發生，在這個“生活世界的意義系統”中，有些地方的鏈條斷瞭，有的環節新生長瞭出來。比方說工業產品的進入改變瞭人們放牧的方式，尤其年輕人完全可以騎摩托放牧，而無需騎馬瞭。再如打機井的使用也改變瞭人與自然的傳統關系。
從“第二層鏈條”到“第三層鏈條”的演化我們可以看到，地下水的使用不再是“取材於地”那麼簡單，通過機井、水泵和柴油的使用，水進入市場成為一種商品，這意味著牧民無法自我控制市場價格，而必須花錢買水。水的商品化勢必將轉嫁到他的具體生產環節中，資本逐漸滲透進牧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可見，城市化過程創造瞭生產生活鏈條中的一部分新元素，另外有一些傳統的部分則被切斷瞭。比如對於傢庭生活來說，無論是進城打工，還是進城為孩子陪讀，越來越多的牧民傢庭遊弋於城鄉兩地，成為“一戶兩居傢庭”。城市教育體系的建立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標準之一，但教育資源向城市的傾斜、鄉村學校的撤並，導致一傢人中媽媽在城裡陪讀，爸爸在外地打工，本來一傢，現在變成一戶兩傢的現象越來越常見，形成瞭新型的候鳥式傢庭：
橋二的老傢在恩戈貝。作為擁有4口之傢的父親，兩個孩子的教育是他傢的最大開支。為此他必須搬到他認為比傢鄉好的教育環境(達拉旗)求學，並在學校附近租房。他在老傢承包瞭60畝地，主要用於種植玉米，秋收後作為飼料賣給過冬的牧民。除此之外他還在達拉旗打零工(工地小工或開出租等)，以便維持日常開支。住房、交通、飲食等這部分開支屬於新增鏈條，並且不由他所控制。他能夠自我控制的也隻有通過努力賺錢才能維持。他和他的夫人必須進入資本市場打拼⑤。
基於這樣的跟蹤調研，我們的研究一直可以追蹤到內蒙古農牧民生活的教育、醫療、養老、貸款等諸多領域。事實上不隻在內蒙古地區，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勞動者在勞動和消費環節中被異化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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