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模版杭州隱秘地圖之:先生的拱宸橋
拱宸橋橋西直街,今人稱其為杭州最“詩”且是沒有之一的一條街。不僅因為這裡有拱宸書院和舒羽咖啡館兩個詩歌文化場所,常年活躍著一批往來的詩人身影,詩歌活動頻率額十分高。還因為這裡是全國工業遺存與現代化博物館無縫融合與再生的首創區和典范區,省級非遺旅遊景區,運河南端“沒有圍墻的博物館”之經典區域,傳統文化元素豐富,詩意生活和詩性景觀俯拾皆是,既有原住民的自然生活展現,也有博物館的科學集中陳列,還有流淌不息的大運河及兩岸風情。

在這條街上的一個拐角,一個叫同和裡的弄堂裡,有一堵鑲嵌著磚雕的圍墻。這是堵詩性的圍墻,呈現著魯迅、周作人、豐子愷、鬱達夫、陳鶴琴、蔣維喬、俞平伯等近代先生們的與此地的因緣。這是堵有溫度的圍墻,述說著京杭大運河作為歷史上的黃金水道和最早的高速交通線,拱宸橋作為大運河南端的標識,曾經的水陸交通連接點,亦承載過先生們求知求是的身影。

1901年農歷七月十二,身在紹興老傢的周作人接到魯迅寫於當月初六從南京寄來的信。七月二十九下午,周作人與封燮臣一傢同乘姚傢埭往西興的夜航船啟程前往南京,次日清晨到達西興。周作人日記寫著:“七月三十,晴。晨至西興,落俞天德行。上午過江,午至鬥富三橋沈宏遠行。下午至拱宸橋,下大東小火輪拖船。”

周作人到拱宸橋並未上岸,從駁船上就直接跳到瞭大東輪船公司的小火輪拖船上。次日,即農歷八月初二早晨,他便到瞭上海,待瞭三天才前往南京。這是周作人第一次出省求學,目的地為江南水師學堂台中汽車音響改裝。三年前,魯迅第一次出省求學,同樣也是從拱宸橋出發。當時從杭州到南京,除瞭水路,無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滬杭鐵路要到1907年才通車。而即使是通車後,魯迅也並非都是坐火車往來滬杭。1913年農歷六月,魯迅從北京回紹興,走鐵路——先坐火車到上海,再坐火車到杭州;返程回北京,到上海這一段,則改為水路:“六月廿八晨,抵西興,作小簡令舟人持歸與二弟。即由俞五房雇轎渡江至南星驛。午後車發,即至拱宸,登大東公司船向上海。”

當時,途徑杭州取道運河北上,皆需在拱宸橋搭乘內河輪船。因為,這裡是北上的起點站,也是南來杭州的終點站。1900年的《東西商報》載:“大東輪船公司,本店在東京,分店在上海。蘇州、杭州設支店……日日以數艘船舶運到拱宸橋支店,於此處轉載乘客貨物於他船。每日下午五點鐘出船開行。”

周作人《戊戌日記》中有這樣一條:“戊戌十一月廿七(1899年1月8日)晚接豫儕兄(自武林寓發)函,於廿五抵杭,已下舟矣。“這條日記,周作人寫《舊日記裡的魯迅》時作瞭補充:”由此可知魯迅那一年於十一月廿四離傢回南京去,廿六從杭州城內坐駁船至拱宸橋,改趁小火輪拖船往上海,所以說是下舟。”

周作人在南京讀書期間,經過拱宸橋的次數就有八九回。與其相比,魯迅一生經過拱宸橋的次數或許隻有三次,除瞭1898年赴南京考江南水師學堂和1913年農歷六月廿八乘船到上海,還有一次就在1903年農歷七月十八(9月9日)。七月十六,周作人與魯迅決定相偕從紹興啟程,遊歷杭州,又從拱宸橋前往上海:“下午予二人乘舟往拱宸橋……包一小艙同往,舟中縱談甚歡。”(周作人《舊日記裡的魯迅 癸卯二》)此番行程到上海後,9月13日魯迅從上海虹口搭日本郵船回日本,周作人則自上海前往南京繼續學業。此外,據說1910年魯迅在紹興教書時,曾“不避車船之苦,特意從紹興到杭州拱宸橋為周作人寄月費”。當時周作人還在日本立教大學讀書,且與羽太信子結瞭婚,經濟尚需魯迅資助。

從紹興三味書屋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再從南京至日本,這一路,弟緊隨著兄,一路飛翔,一起成長。拱宸橋,見證瞭周氏二兄弟最美好的年華。

1937年11月6日下午二時許,剛到不惑之年的豐子愷坐在緣緣堂書齋構思《漫畫日本侵華史》。“忽然一陣冰雹似的聲音在附近的屋瓦上響過,接著沉重地一聲震響。墻壁擺動,桌椅跳躍,熱水瓶、水煙袋翻落地上,玻璃窗齊聲大叫。”這一天,日寇空襲石門灣約兩個鐘頭,投下十餘枚炸彈,其中一顆就落在緣緣堂後門外。原以為“請也不會來炸石門灣”的當地人,如夢初醒。傍晚,全鎮逃避一空。豐子愷一傢也隻得收拾好衣物,於傍晚的細雨中匆匆辭別緣緣堂,乘船暫避南聖浜。即便如此,此後數月,豐子愷仍未料到石門灣會成為炮灰。直到1938年2月9日,他在萍鄉收到上海朋友裘夢痕的來信,得知“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都焚毀”。

對故鄉的眷戀之情,令豐子愷遲遲下不瞭離鄉遠走的決心。他攜傢人在南聖浜親戚傢住瞭半個月,最後因為日寇的迫近,加上收到馬一浮寄自桐廬的信使他感到“一種偉大的力”的召引,終於下決心離開石門灣。

11月21日下午一時,豐子愷一行12人,乘船離開南聖浜,途徑悅鴻村、新市、塘棲,於次日半夜裡,達到拱宸橋,就在橋外停泊瞭。大傢肚饑。船裡有飯而沒菜,隻能用裝在枕頭裡的熏豆和醬酒下飯。剛吃好飯,又一艘船也搖到瞭拱宸橋。豐子愷認出那艘船上的人是曾在石門灣當差的張班長,便帶瞭三個親戚跟著張班長上岸。他們從張班長口中得知日寇在淪陷區無惡不作,從張班長的熟人——拱宸橋邊一個作坊裡的老頭子那得知杭州到桐廬不僅已無汽車和船。回到船中,豐子愷輕描淡寫地跟眾人說情形緊張,船隻難得,恐怕隻能步行瞭,接著勸慰大傢精簡行李。他自己也把從緣緣堂精挑出來的書籍又作瞭精選,“結果隻剩幾冊幾何演草等買不到的東西而已”。時間已經到瞭下半夜,船裡的人互相枕著睡著瞭,但豐子愷心仍難安。他突然想到包裡還有一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蔣堅忍著)和他據此而創作的《漫畫日本侵華史》的草稿,這兩本書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後果,使他如見地獄,於是,他隻能忍著悲痛將這兩本書也扔進拱宸橋下的運河水中。

五點鐘,天還沒亮,船上的人都醒瞭。他們的行李雖然是精選又精選,但仍有兩三擔。其時,拱宸橋很多挑夫都已逃難而去,來不及逃難的害怕被征去打仗,也都躲瞭起來。豐子愷好不容易找到兩個挑夫。從拱宸橋挑到六和塔下,工資每人三元。但行李並作兩擔又太重,挑夫無法承受。豐子愷隻得又勸精選行李,除瞭輕的東西由各人自己拿,他把兩條上等絲綿被和幾件較新的衣服也丟棄瞭。每當想起這件事情,豐子愷十分後悔。經過幾番周折,豐子愷一行於次日夜十點半,抵達桐廬。

19世紀末,拱宸橋成為日租界,1937年杭州淪陷,拱宸橋見證瞭日寇對中國的侵略,也見證瞭先生們的逃亡——豐子愷一傢的遭遇,不過是當時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之遭遇的一個例子。

拱宸橋對曹聚仁來說,並不陌生,1915年至1921年,曹聚仁就讀於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但曹聚仁第一回到拱宸橋,卻是在考入浙一師之前,當時他隻有十三四歲,那是一個上午,他跟著在杭州賣火腿的幾位長輩到拱宸橋的一傢茶樓吃茶。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次從上海到杭州,便是從蘇州河北岸,河南路天後宮附近的碼頭乘內河輪船往杭州,在拱宸橋登岸,轉車。

1919年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3000餘人齊集湖濱公共運動場舉行大會,宣佈杭州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會後,杭州各校學生連日集會,舉行瞭杭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愛國示威遊行,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收回青島”,向政府提交請願書,並以“杭州學生聯合救國會”的名義致電巴黎和會之英、美、法、意四國代表,要求主持公理,將青島交還中國。另致電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若非青島交還中國,切勿在和約上簽字。”與此同時,許多學校組成瞭“勸用國貨會”和“日貨檢查隊”,到城區各商店以及城站、拱宸橋等水路碼頭檢查日貨。

當時年方二十的曹聚仁,便是上街遊行隊伍中的一員。這一年,他還是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他所在的宣傳隊目的地為拱宸橋。晚年的曹聚仁對此記憶猶新:“我們那一班分配到的地區是拱宸橋。我們居然擁入那些姑娘拉人的茶樓去‘抵制日貨’、‘打倒日本鬼’,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四方桌上的公開演講。我隻聽得有些茶客竊竊私語,說我們都是吃瞭老虎膽的人。” 當時,杭州學生每次遊行,拱宸橋是必到之地。

1923車用喇叭推薦年3月26日,浙江國民外交大會在杭州舉行,會議討論瞭廢除“二十一條”及收回旅大等問題,會後遊行,發文通電。4月6日起,杭州各旅館、公寓一致拒絕接待日本人,以示對魯案之抗議。是月起,杭州學生聯合會與各團體組織檢查日貨,動員全民“實業救國”。著名畫傢葉淺予的自傳《細敘滄桑記流年》裡也提到瞭這件事:“1922年我15歲時,高小畢業,投考杭州的中學……一師仍然落榜,一中和鹽中皆被錄取……決定順從父親的意願,讀鹽務中學。……第三學期開始,眼界逐漸開闊,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參加瞭杭州學生大遊行,長途步行到拱宸橋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領事館抗議,反對日本乘歐戰結束之機,強占原德國租借地山東青島。”

事實上,比五四運動更早,拱宸橋就成為瞭國人表達愛國主義情懷的地方。1905年,在浙江武備學堂讀書的嵊州人吳殿揚,就因打敗瞭在拱宸橋租界內氣焰囂張、目中無人擺擂臺的日本武士高木兆雄和上月三郎而被視為民族英雄。可以說,從1896年至1945年這五十年當中,拱宸橋無疑成為瞭杭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抵抗日寇入侵的主要陣地,成為中國人民憂國救國的一個註腳。

1927年1月16日,天空飄著雪花,鬱達夫坐在上海的一傢咖啡館中,他給自己下瞭死命令:“我的錢,已經花完瞭,今天午前,就在此地做它半天小說,去賣錢去吧!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愛,那麼恐怕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寫小說,快寫小說,寫好一篇來去換錢去,換瞭錢來為王女士買一點生辰的禮物。”當晚十二點鐘,小說初稿完成,名《清冷的午後》。熟悉鬱達夫的人們,大多都知道鬱達夫一生曾多次到達拱宸橋。簡略而言,拱宸橋在鬱達夫的筆下,無外乎兩種形象,一是碼頭,一是娼裡。拱宸橋租界裡的娼妓,夏丏尊、周作人、曹聚仁等亦說起過,但都沒有鬱達夫說得詳盡。然而,拱宸橋對鬱達夫而言,不僅是文學作品中的本源地之一,更是其人生經歷的重要主場,因為,拱宸橋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映霞外祖父的居住地。

同樣與拱宸橋結緣之因有愛情色彩的,還有俞平伯。1923年,他思妻心切,甘願忍受那擁擠的三等車廂的滋bose汽車喇叭味,為的就是一個“快”,因此往來杭州與上海之間,都選擇鐵路。但有一次例外,他在《城站》寫道:“我最後一次去杭州,從拱宸橋走,沒有再過城站。”為何他這一次舍城站而走拱宸橋已無法得知。但他的話,流露出拱宸橋在他個人的心靈史上有著特殊的符號意義。

就在俞平伯寫完《城站》之後的第九個月,即1926年7月24日,身在上海的鄭振鐸起瞭個大早,他“幾乎近二三年來沒有起得那麼早過”,匆匆趕到上海火車站與他的另兩位朋友匯合,便登上瞭開往杭州的火車——“到瞭艮山門早有一列小火車在等著我們到拱宸橋瞭;到瞭拱宸橋,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著我們到莫幹山前的三橋埠瞭。”

1908年以前,拱宸橋是在杭人經運河北上滬、蘇、寧、津、京等地的必經之路,也是自北入杭,過錢塘江到浙南、浙西乃至閩、贛的要隘。正如《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六上所言:“船由滬來,先經拱宸,過省城,乃達江幹,深入內地。”1936年,金克木到南潯拜訪徐遲,也是從拱宸橋出發的。他在《少年徐遲》中說:“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來信邀我去南潯他傢。……於是拱宸橋下搭船,當天下午在蒙蒙細雨中我由他接到傢中。”

1909年,蔣維喬與嚴練如、錢琳叔、莊百俞、徐果人、於懷瑾、翁佩孚一行七人第一次到西湖遊玩,因當時湖邊荒涼,無遊客駐足之所,隻能住到拱宸橋邊的旅館中。蔣維喬筆下的拱宸橋,其意義既是交通,也是驛站。而拱宸橋之於陳鶴琴,則是寄寓所和人生的跳板。1906年,陳鶴琴跟著姐夫陸錦川到杭州學做生意,陸傢在拱宸橋開綢緞莊,但生意一般,陳鶴琴無事可做。後來,陸錦川決定送他去讀書。在陸錦川朋友的幫忙下,8月下旬,年僅14歲的陳鶴琴成為蕙蘭學堂的一名學生。這是一所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位於東河淳祐橋旁(今解放路南)。從拱宸橋開來的船上跳到淳祐橋邊的碼頭,陳鶴琴完成瞭他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次轉折。

在近代許多先生們的生涯裡,拱宸橋是一個關鍵詞有著地理坐標、交通要道、驛站、寄寓所、轉折點等意義而被廣泛提及的關鍵詞,高頻率出現於先生們的文學作品或日記中,成為瞭解乃至解讀一個時代的有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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